五中全会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西南证券(600369,股吧)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导致的婴儿潮将会呈现持续期短、比例小但绝对数量大的特点，并且新增婴儿将主要来自30-44岁育龄妇女的“补偿性生育”。根据2010年的“六普”数据和国际比较，并通过合理的假设，估算全面放开二胎会使2016-2018年新增新生566.6万个，新增新生儿将主要来自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新增新生儿出生前三年的育儿支出将会产生约3000亿的增量市场。

由于全面放开二胎的主要受益地区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认为唯有渠道覆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婴幼相关公司才能充分受益于人口政策调整，门店覆盖全面的婴幼消费品公司和“互联网+”婴幼娱乐内容提供商才能讲好“小城故事”。

中投证券认为，在未来5-10年内，我国将会形成一个规模适度的婴儿潮，不但有利于缓解中长期老龄化社会的养老压力，提升消费拉动经济的力度，还能培育服务业，有助于经济转型升级使得婴幼儿产业深受提振。预计婴儿保育、婴幼儿奶粉、儿童玩具，婴幼儿医疗护理与学前教育等相关标的将直接受益。

4月15日，二胎概念、乳业板块逆市崛起，截至收盘，贝因美、威创股份、新华锦等8股涨停。其中，金发拉比在近11个交易日中，录得9个涨停板，累计涨幅高达140%。

盘后数据显示，市场资金对部分乳业概念股进行了积极布局，4月15日，乳业板块中有13只个股呈大单资金净流入态势，合计吸金1.99亿元。其中，金发拉比、贝因美、李子园受追捧，大单资金净流入分别为7233.90万元、4731.20万元、3145.05万元，洽洽食品、鹏都农牧、品渥食品、一鸣食品、均瑶健康等个股当日均受到500万元以上的大单资金青睐。

4月14日傍晚，央行官网发布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表示要高度警惕和防止储蓄率过快下降的趋势，要清楚我国不仅肩负发展的重任、而且面临沉重的养老负担，要明白没有积累何来增长。严厉的口吻透露出我国人口转型已迫在眉睫。

论文还称，应对人口转型这种大课题，单一政策难以奏效。不仅要放开生育，而且鼓励生育；不仅优化生育政策，而且完善养老制度；不仅注重国内劳动力转移和利用，而且鼓励走出去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甚至尝试学习发达国家的移民；不仅多生孩子，而且注重储蓄和投资，综合施策，久久为功，努力实现2035年远景规划和百年奋斗目标。根据此前的消息，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将于近期公布，同时去年的新生人口等数据也将同步揭晓。

Choice金融终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A股二胎概念股共有68只，截至4月15日收盘，49只上涨，其中，贝因美等6只股票涨停，海伦钢琴单日涨幅为12.97%。

针对上述论文，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指出，中国老龄化在加速到来，大约到2030年左右，中国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如果政策不做调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国家竞争力下降。任泽平预计，未来不仅会放开三胎，四胎五胎未来可能给奖励。

针对生育政策，中信证券政策研究分析师杨帆、于翔、刘春彤近日也发表了相关研究报告。中信证券预计，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将在2021年4月公布，生育政策或将渐进式调整。预计将放开三孩生育，而生育鼓励政策将在未来十年循序渐进地加码。

对于乳业板块的投资机会，国联证券表示，新生婴儿的增量将使整个母婴产业链需求量大幅提升，带来乳业及相关公司的投资机会。

今天的故事，我们要先从一枚小小的邮票说起。

1983年1月5日，原邮电部发行了第一轮十二生肖系列邮票中的《癸亥年》生肖邮票。图案采用的是美术大师韩美林创作的一头小猪。这头小猪兼具剪纸和皮影风格，身上绘满红桃绿叶，寓意人寿年丰，生生不息。

这套邮票发行前一个月，“计划生育”被正式写入宪法；而再往前三个月，“计划生育”被写入中共十二大报告。

从此，“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长期执行。

从此，很多“80后”就有了一个独特的标签——独生子女。

36年弹指一挥间。

2018年8月6日，2019《己亥年》生肖邮票图案揭晓，再度由韩美林设计完成。其中一图名为“五福齐聚”，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在这张图上，两头大猪和三头小猪同时出镜——

36年，当年的独生子女纷纷步入而立、奔向不惑之年，邮票上的一头小猪也变成了三头小猪。

这立刻引起了外媒的关注，《泰晤士报》更是直言，这张邮票“清楚预示了中国人口政策的转变”。

媒体的传言让韩美林不得不发表声明，称这套邮票并没有传递任何信号，并强调“艺术家不是政府政策的代言人”。

那就让艺术的归于艺术，我们来谈政策层面的动向。

8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提到“将计划生育扶助保障项目明确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

与此同时，各省市近期纷纷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

这些都再次引发了人们的揣测：

中国是要全面放开生育了吗？

全面二孩政策

效果低于预期

2015年10月29日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这意味着，推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彻底成为历史。

受此影响，次日开盘后，二胎概念股集体大涨，号称“A股最纯正奶粉股”的贝因美更是应声涨停。

紧接着，就有券商发布研报称，奶粉是二胎政策放开的首要受益行业，而贝因美是首要受益标的，并因此将贝因美上调至“增持-B”评级。

不过，贝因美接下来的表现却让市场失望了。

2015年，贝因美实现净利润1.04亿元，但刨去政府补助则是亏损1970万元；2016年和2017年更是分别巨亏7.81亿元和10.57亿元，股票简称也因此变更为“*ST因美”，股价更是一路下跌至今。

低于人们预期的，不仅仅是贝因美。

还有全面二孩的政策效果。

全面二孩政策在出台前曾经历过很长时间的酝酿，有学者甚至担心“一放就乱”。

然而，该政策从2016年1月1日正式推行后，2017年全国二孩出生人数仅比2016年增加162万，一孩出生人数甚至比2016年减少249万，总和生育率并没有实现预期中的提升。

总和生育率指的是“一国或地区妇女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

国际上认为，该指标达到2.1才是一国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而我国则多年一直在1.5至1.6之间，即便是全面生育二孩政策被认为将显现效果的2017年，该指标也只有1.7。

同时，育龄妇女总人数也在减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健指出，我国育龄妇女中20至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已达到峰值1.66亿，2010年降为1.61亿。而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体，育龄妇女人数还将不断减少。

由此，人们发现，社会热议的诸如“东北人口流失”等问题并不是最应被担心的，相反，最被担心的应该是：

人们不生了！

辽宁省在人口发展规划中直言，“随着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生育年龄后移及人口老龄化加剧，尽管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将有所上升，但提升到人口世代更替生育水平的难度很大。”

加快出台

鼓励生育配套政策

于是，从地方到中央，开始加快出台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

今年6月以来，辽宁省、陕西省、新疆石河子市、湖北咸宁市等多个省市先后出台政策鼓励生育，从延长二胎产假、进行补贴奖励、加大住院分娩补助力度，到增加托幼机构供给、女性劳动权益保障，无所不包。

据新华社8月13日消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提到“将计划生育扶助保障项目明确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中央制定计划生育扶助保障补助国家基础标准，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逐步提高。”

对此，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在一篇题为《全面放开生育或已不远，你生吗？》的文章中指出，这意味着计划生育扶助从原本的地方事权为主变成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未来有望提高计划生育补助保障标准和加大发放补贴的力度，给予二孩家庭更多补助倾斜。

受此影响，8月14日，二胎政策指数再次拉升。

但是，回望过去的表现，二胎政策指数在单独二孩出台前到全面二孩出台前的3年里一路拉升，反而在全面二孩出台后开始了一路下跌的征程，成了A股一大“伪指数”。

消亡的人口红利

能否恢复？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一度鼓励生育，强调“人多力量大”；上世纪70年代开始，提倡“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而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暴增到1978年的9.6亿。这在给资源环境造成压力的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后的人口红利埋下伏笔。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被普遍归因于人口红利。

人口学家王丰称，“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于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

华泰证券研究显示，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抚养比来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66％左右持续波动上行，最高达到2010年的74.5％，与之对应，人口抚养比也于2010年达到最低点34.2％，人口红利实现最大化。

2011年，我国劳动力人口比重进入趋势性下行通道，老年人口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均出现向上的拐点，人口红利进入衰减期，此后GDP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双双波动下行。

同时，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逐渐走弱，农民工工资逐年攀升，“用工荒”频繁出现。

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直言，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你把人口因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放在一个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里面，会发现，以2010年为界，之前这个因素是正贡献，2010年之后就变成负的，显然不是消失，而是已经迅速消失。”

不过，全面二孩政策能否延续或者恢复我国的人口红利，并不是一件容易说清楚的事。

短期来看，人口出生率的增长会提高抚养比，将进一步削减人口红利，以至于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生娃后，开始消费降级”了。

但从长期来看，新出生人口最终将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劳动力供给，使抚养比降低，并通过增加消费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企业和政府投资，从而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最终对长期潜在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

所以，考虑到人口结构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光是呼吁全面二孩的配套政策加快出台，全面放开计划生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今年6月，陕西省统计局发布《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针对“未来出生人口增长后劲乏力”的挑战，报告建议，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增加出生人口数量，优化人口年龄结构。

不少学者也建议全面放开生育。

8月8日，人口与生育问题学者何亚福更是表示，虽然卫健委尚未发布今年上半年新生儿的出生数据，但毫无疑问，将会比去年上半年的数据还少，为此，明年有九成的概率推进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生娃是家事

也是国事

“侠之大者，为国生娃。”

这并不是一个段子。

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题为《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的文章，称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不断显现，“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但是，即便全面放开生育，年轻人“为国生娃”的意愿也不容乐观。

恒大研究院今年3月发起过一个生育意愿投票，共有12.3万人参与。结果显示，不考虑“不生”选项意愿生育率约为2.04；考虑“不生”选项不生孩子比例超预期，意愿生育率约为1.73。

究其原因，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去年10月，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发布的“全面二孩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二孩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为教育压力和照料压力。

8月13日，一则新闻引发社会关注：

湖北黄冈的张某和高某已经有一个小孩。在怀第二胎待产期间，考虑到没有经济能力抚养，二人商议将二胎卖掉，并通过网络联系到中介朱某某。交易结束后，张某得4.5万元，朱某某得中介费2万元。

这种买卖人口的违法行为，我们当然必须抵制，并交由法律进行裁决和惩治，但它客观上也透露了现代人养育二孩的经济压力。

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并不简单取决于经济社会压力。从全球范围来看，生育率低下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很多西方国家，普遍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鼓励政策对生育率的提升并不明显。

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与我国地理特征相近、文化特征相近的国家，也曾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转而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均不尽如人意。在韩国，由于人口出生率连年走低，很多医院的妇产科甚至改成了皮肤科等其他科室。

专家认为，即便如此，从我国的现实出发，鼓励二孩乃至全面放开生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越来越高。

任泽平就建议，尽快实行鼓励二孩乃至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提升中国人口生育率回归至1.8-2.1的适宜水平。

对此，他提出了三条政策建议：一是考虑给予家庭个税减免、分娩补助、落实产假等激励；二是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建立长效机制，实施“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三是提升教育医疗社保保障房等财政民生支出比重，并优化支出结构，解决托幼难问题。

一直关注人口问题的携程董事长梁建章更是直言，“要想改变这一点，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实行全球最大力度的鼓励生育政策。根据我们的分析，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将GDP的2％到5％用于鼓励生育。照此标准，中国至少要花2万亿来鼓励生育。”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认为，目前很多省市的鼓励政策并没有切中要害，“我认为首先要彻底放开，让人们有生育自主权，然后再看看生育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谈得上鼓励生育，然后要考虑应该给予怎样的福利。”

本文源自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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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网

美国《福布斯》杂志4月24日文章，原题：被称作“央妈”的中国央行呼吁放宽对家庭规模的限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内生产总值第二大的国家，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中国经济增长势不可挡，就像30年前的日本一样。但最近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一篇工作论文表明，决策者日益担心，中国的崛起也有可能遭遇与日本类似的困扰，后者是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的典型。

这篇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论文，呼吁中国取消对家庭生育子女数量的限制。尽管并未就人口问题提出任何新颖的说法，但被市场人士戏称为“央妈”的中国央行在本月14日发布的这篇论文仍引发了比类似文章更多的关注。甚至引发了“二胎概念股”在沪深两市的逆势上涨。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尚未像日本那样极端——预计到2065年，日本人口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将减少1/3。上述论文称，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14.6亿的峰值，到2050年将降至14亿，届时劳动力将减少15%。但更少的人口意味着更低的消费增长，进而影响中国的GDP增长。更少的劳动力也意味着用于养老金、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的资金减少。央行估计，2050年，老龄化负担将导致政府养老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增加至目前的3倍，超过15%。

但中国真正能做些什么呢？正如该论文所言，让人们生育更多孩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许多人指出，高昂的养家成本是限制出生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结婚率已急剧下降，2020年更是创下20年来的新低，而离婚率正在上升。（作者吉尔·贝克尔，王会聪译）

本文来自【环球网】，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及传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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