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根是指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状况。中国旧时采用银本位制，市场交易都用银，所以习惯上称资金的供应为银根。 如果市场上资金需求大于供给，市场紧张，就叫银根紧俏或银根紧缩; 银根也叫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它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债务凭证，表现为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和公众持有的通货。

紧缩银根的主要政策就是为了能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对现在的调控过热的经济状况达到一定的效果。对于一些比较突出的在经济运行中投资需求进一步的膨胀、货币的信贷增长依然比较快、通货膨胀的压力还在加大等问题，央行会采取一定的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但是真的加大了政策调控的力度，进行全力紧缩，这时经济有可能再次出现大落的现象。

在利率上升时，在市场上的货币最就会减少，银根出现紧缩;在利率下降时，市场上的货币量出现增加，这时银根放松。

(本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时应审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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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什么是是紧缩银根之前，先来说一说什么叫银根吧。银根指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供应。现代经济生活中，银根一词也往往被用来借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对“什么是紧缩银根”这个问题有大致的理解了吧!

紧缩银根是什么意思？

银根指的是市场上货币周转流通的数量。当市场需要的货币少而流通量大时，人民银行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货币的流通量，称为紧缩银根。

中国人民银行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这是意味着各商业银行要将更多的钱存到中央银行来，这样一来，银行会紧缩银根了，就会更多的吸储，让群众将钱都存到银行里来，同时，会少发贷款，这样企业的钱就少了，固定资产投资就少了，这样一来，流入到社会上的资金就少了，资金一少，就意味着群众在消费的时候，花的钱就相对少一些，市场的各种生活消费与工业生产资料的需求就会减少，也就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会趋缓，生产与生活资料价值就降低了，当然猪肉价格就会降下来，人民群众就吃得起猪肉了。与存款准备金率一样可以作为国民经济调节手段的还有利息税、印花税、证券交易税等手段，这是国家的调控手段。

紧缩银根对股市有什么影响？

紧缩银根，严格信贷，对固定资产大规模过度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控制，也能够对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起到制止作用。就目前而言，对于那些资金需求量大、资产负债率高的行业和企业影响也不小，如房地产、钢铁、汽车等。另外可能对某些原材料的需求相应减少，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将受到影响。从而在短期内对股市的预期有些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对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将十分有利。

作者｜张伟「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党委委员、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章｜《中国金融》2022年第13期

高通胀成为美国经济当前最严重的问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经济呈现出大落大起态势。首先是因疫情冲击而遭受重创，陡然衰退。2020年3月，当疫情在美国迅速蔓延后，美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失业率急剧攀升，衰退程度超过2007～2009年的大衰退，仅次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此后是受政策刺激而V型反转，迅速恢复。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2020年3月，美联储“当机立断”，两次降息至几乎零利率，并宣布实施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推动其资产负债规模快速膨胀。在2020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期间，仅仅2个月，美联储总资产从4.2万亿美元快速膨胀至7万亿美元，增长了66.7%。后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继续扩张，最高曾接近9万亿美元。2020年，美国财政部还采取了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联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高达15%。在强有力的政策刺激下，美国经济从2020年第三季度就开始迅速企稳、复苏，经济增速逐步回升，失业率持续下降。美国经济此轮衰退仅仅持续2个月，成为史上最短的一次经济衰退。

极度扩张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犹如一剂“强心针”，使美国经济“三低”（低增长、低就业、低通胀）逐渐转向“三高”（高增长、高就业和高通胀）。从表面上看，美联储的政策效果极佳，经济增长抢眼，就业市场强劲，但深入分析，实则埋下了巨大隐患，尤以高通胀为甚。

在疫情冲击的早期阶段，尽管美联储投放了海量的流动性，但是由于大封锁使经济供需两端同时大幅萎缩，较大一部分流动性进入美国资产市场或外溢至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商品市场并没有出现价格暴涨。

无论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还是以个人消费支出（PCE）来衡量，在2021年3月之前，美国的消费品价格一直保持稳定，通胀水平都始终处于2%以内的低位水平，直到2021年3月之后通胀才开始显现，然后是快速攀升，并持续发酵。

即便是以反映原材料等上游商品的价格指数，如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来衡量，在2021年2月之前其同比涨幅并没有超过2%，直到2021年2月之后才突破3%，后来同样也是持续攀升，并居高不下。2022年5月，美国CPI同比上涨达8.6%，超出市场预期，再创40年来的最高水平，刷新了3月8.5%的高点，打破了市场对美国通胀见顶回落的幻想；核心CPI上涨为6.0%，低于3月创下的近40年最高水平6.5%。

在衡量通胀趋势方面，PCE与CPI基本类似，2022年4月，美国PCE同比上涨达6.3%，核心PCE上涨为4.9%，略低于3月创造的高点。以年度数据而言，美国CPI和核心CPI在2021年分别上涨4.7%和3.6%，分别创30年和29年来新高。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预判，美国2022年的通胀水平将会更高。尽管美联储从2021年12月起就开始收紧银根，特别是2022年3月以来连续加息，但是仍然没有拖住高通胀狂飙的步伐。

无论以哪种标准来衡量，美国通胀水平都大大高于美联储确定的政策目标值——长期通胀率2%，且居高不下，并已持续超过一年之久，因此，在下半年的4次议息会议上，预期美联储还将加息3～4次，累计加息至少200BP，使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下限达到3.5%以上，以接近或达到中性利率水平。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的通胀问题已变得根深蒂固，即已经由一个暂时性问题变成一个持久性问题。根据Almuzara和Sbordone（2022）的研究，在2020年，美国通胀的大幅起伏主要是暂时性冲击的结果。相比较而言，自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美国通胀的动态变化则由趋势性成分主导，这种趋势性成分普遍而持久。无独有偶，目前高通胀已不单单是美国经济的顽疾，而且也是全球经济的病魔，欧元区、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和土耳其、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通胀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全球高通胀时代已经来临。

关于美国和全球高通胀的成因，除经济因素之外，政策因素也“功不可没”，尤其是美联储难辞其咎。一方面，其政策效果极佳，但深入分析，实则埋下巨大隐患，尤以高通胀为甚；另一方面，对于通胀是暂时性的还是持久性的，美联储存在误判，在通胀持续攀升时，美联储行动迟缓，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导致通胀问题一发不可收拾。总体而言，高通胀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如此之高的通胀将影响到每个人、每个家庭，但是对于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居住、杂货、汽油和其他必需品的中低收入家庭而言尤其痛苦，即通胀的财富分配效应对中低收入者造成的伤害更大。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还将威胁经济增长和(港股00001)就业市场。

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通胀高企

美国高通胀形势严峻，并不单单在于通胀率较高，更关键在于其成因错综复杂。

第一，需求拉动。在强有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刺激下，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都逐步企稳、恢复并变得强劲。前者通过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直接推动通胀高企，而后者通过拉动生产品价格上涨，再从成本角度推高消费品价格，进而间接推动通胀高企。就居民消费需求而言，诸如能源、食品、房租和汽车等消费份额较大的商品，其价格出现持续大幅上涨，成为美国通胀高企的主要原因。

第二，成本推进。从生产角度而言，商品的价格主要由原材料成本、工资、租金、利息、企业家利润等生产要素成本构成。因此，一旦原材料价格、工人工资、房屋及土地租金、资金成本上涨，即使需求保持不变，商品的价格也将因为成本上升而上涨，从而出现成本推进型通胀。就成本视角而言，原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上涨是美国当前高通胀问题的主要推手。值得警惕的是，当通胀持续存在时，如果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得不到缓解，那么，通胀预期将成为推动工人工资上涨的关键因素，从而形成工资—通胀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此外，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和缩表，资金成本将出现上涨，这将成为下一个阶段美国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另一个重要推手。

第三，供给约束。受疫情、战争、贸易摩擦、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冲击，全球供应链压力陡升。全球供应链压力增加，突出表现在运输成本上升、交货时间延长、商品积压、采购库存增加以及贸易风险上升等，进而推高美国进口价格指数。2022年5月，美国从拉美、工业化国家、亚洲新兴经济体、欧盟和中国的进口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14.6%、13.2%、11.6%、5.5%和4.6%。

当前，前述三个方面的多重因素同生并存、相互叠加，共同推动美国通胀高企并变得根深蒂固。然而，追根溯源，无论是需求拉动型通胀还是成本推进型通胀，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高通胀的根本原因都最终会归咎于货币供给过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货币供应量都大幅扩张，以美国、英国和欧元区最为突出，特别是它们的中央银行资产规模飙升。以美国为例，在短短26个月的时间里，美联储的总资产规模大幅飙升，增长了约112%，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更大的美联储，其广义货币供应量（M2）大幅增长，增长了逾42%。实际上，无论是商品（包括诸如消费品、原材料和投资品等），还是资产（如股票、债券和衍生品等），一旦货币投放过多，迟早会推高商品或资产的价格，只不过在一个阶段表现为资产泡沫，而在另一个阶段表现为通货膨胀，或者两者同时出现。因此，归根结底，高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投放过多。

流动性“蓄水池”将削弱美联储降通胀的效果

造成当前美国高通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货币投放过多尽管是根本原因，但并不是唯一原因，因此，单纯依靠美联储加息、缩表，无法达到对高通胀完全降温的效果。即便是只针对货币投放过多引起的通胀问题，笔者认为，美联储通过加息和缩表，除非紧缩力度非常大，否则，降通胀的效果将非常有限。这是因为，在前一轮扩张性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在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美国资产市场和全球市场形成了三大流动性“蓄水池”，将削弱美联储此轮紧缩政策降通胀的效果。

第一个流动性“蓄水池”存在于美国商业银行体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大开货币投放的“源头”闸门，但是，作为信用派生机构，美国商业银行并没有将货币创造功能完全释放出来，而是保留了一部分流动性，即在信用扩张“流域”形成了“蓄水池”。这是因为，疫情暴发后，尽管美联储投放了很多基础货币，但是由于初期实体经济前景黯淡，商业银行存在惜贷行为，货币创造和信用派生大打折扣，结果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保留过多的准备金，货币乘数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增幅低于基础货币。疫情暴发后，无论是美联储总资产规模还是基础货币投放，增长幅度都显著高于M2；而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却明显上升，最高曾涨到4.19万亿美元，相比疫情前增长了142.2%，货币乘数相应地显著下降，由疫情前的4.45最低降至3.28。

随着经济前景回暖，美国的商业银行惜贷行为减弱，风险承担增强，从而使原先保留的部分货币创造和信用派生功能得以释放。2022年年初以来，即使美联储逐步收紧银根，基础货币见顶回落，但是，M2却持续增长，背后的原因是商业银行流动性“蓄水池”开始开闸放水，冲销了美联储紧缩政策的效果，结果是准备金下降，货币乘数回升。由于美联储对商业银行不再有法定准备金的要求，从理论上而言，美国的商业银行当前保留在美联储的准备金均是超额准备金，都可以用于发放贷款，因此，美联储未来要真正达到收紧银根的效果，除从收紧“源头”——加息或缩表着手之外，还必须就限制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采取相应的举措，如重新设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否则就必须以更大力度来收紧银根。

第二个流动性“蓄水池”存在于美国资产市场，特别是美国股票市场。在2020年3月疫情暴发时，美国的名义GDP明显下滑，M2快速攀升，相应地，基于费雪交易方程式计算所得到的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显著下降。事实上，随着技术进步，货币流通速度显然是变快了，而不是变慢了。

通常，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而在长期，货币流通速度会上升。就短期而言，当货币供给大幅增加时，如果实体经济前景黯淡，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那么货币首先会更多地流入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形成资产泡沫，资产市场将吸收大量的流动性，形成一个流动性“蓄水池”，从而继续维持低通胀态势。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在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大量投放货币为什么并没有立即产生通胀问题，而在较长时间维持了低通胀态势。同时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在疫情暴发后，在美国经济尚未企稳、复苏的情况下，美国股票市场却出现极强劲的牛市行情或严重的股市泡沫，最高涨幅一度超过100%。

一旦资产市场预期回落，特别是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政策，使资产价格下跌，甚至是使资产泡沫破灭，那么，资产市场“蓄水池”中的流动性将外流，进入商品市场，就会推高商品价格，从而形成或加剧通胀。因此，美联储紧缩银根，将可能使股票市场或其他资产市场此前吸纳的流动性释放出来，若流入商品市场，将推高通胀。这一方面会削弱美联储降通胀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很有可能刺破泡沫，触发明斯基时刻。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例，截至2022年6月17日，受美联储连续三次加息和缩表的影响，该指数由历史最高点36950点下挫至29890点，下跌了19.1%，而2022年以来就下跌了约17.8%。

第三个流动性“蓄水池”存在于全球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黄金本位制演变为美元—国债本位制。在美元—国债本位制下，美元的信用靠美国政府来支撑，美国政府尽管作出了到期兑付国债的承诺，但是，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固定比率兑换黄金的承诺相比，该承诺不是一个硬约束。这是因为，黄金储备有上限，会被耗竭。而对于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一方面，尽管美国国会设定了联邦政府债务上限，但是，在理论上，它并不存在上限，而且在实际中，国会也会根据情况调整上限；另一方面，当国债到期后，美国政府也能保证兑付，要么以美元，要么以新发行的国债，只是金额不断增大而已。

因此，在美元—国债本位制下，特里芬难题不再是一个难题，美国双赤字问题也不再是一个问题。一方面，为了向全世界提供清偿力，美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长期保持逆差或赤字，输出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获得的美元将在美国市场上进行配置。结果体现为美国金融项目顺差，其中很大一部分配置于美国国债，相应地，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不仅没有终结美元扮演世界中心货币的角色，反而使美元横行世界更加肆无忌惮。半个世纪以来，尽管美国长期存在双赤字问题，但是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地位有增无减。

在美元—国债本位制下，美联储投放过多美元，不仅在美国国内会引起流动性泛滥，产生资产泡沫或通胀等问题，而且过剩的流动性还会通过资本或贸易渠道外溢至全球，引起全球资产泡沫或通货再膨胀问题，相应地，在全球资产或商品市场会形成一个流动性“蓄水池”。在这个过程中，美元往往会贬值。一旦美联储开始加息，这个“蓄水池”中的流动性将逐步回流至美国，从而减弱美联储抑制通胀的政策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美元升值。

综上所述，美国当前的高通胀问题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而不是仅仅由货币扩张造成的，相应地，美联储加息或缩表，只能对部分由需求拉动产生的通胀问题发挥抑制作用，而对成本推进和供给约束产生的通胀问题难有作为。在上述三个流动性“蓄水池”的作用下，美联储抑制高通胀的政策效果将会进一步减弱。因此，加息或缩表显然既不能抑制美国的高通胀问题，更不能确保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加息周期很难实现“软着陆”。自1965年以来，在美联储11轮加息中，只有3次实现了“软着陆”。根据上述分析结论，此轮加息实现“软着陆”的概率极低。美联储持续加息或缩表，一方面，很有可能刺破资产泡沫，触发明斯基时刻，目前美国股票市场已经出现泡沫破灭的端倪；另一方面，非但不能抑制高通胀问题，反而会通过推高资金成本而“火上浇油”，并且会威胁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导致经济增速下降，从而使美国经济“硬着陆”，甚至陷入滞胀“泥潭”。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2020级博士生任浥菲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源自中国金融杂志

【中国金融的未来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要建立对内金融防火墙和对外金融防洪墙两条防御体系。

国际银行家即将大举深入中国金融腹地，中国已无险可守。当人们谈论外资银行进入时， 多数人关注的焦点只是外资银行与内地银行争夺居民储蓄大饼，其实，更加危险的是外资银 行通过向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信贷将直接介入中国的货币发行领域。外资银行透过部分准备 金制度，将大举推进中国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债务的货币化进程，这些外资银行增发的“信贷人民币”，将通过银行支票、银行票据、信用卡、房地产按揭贷款、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金融衍生产品等多种方式进入中国的经济体内。

如果说几十年来对贷款望眼欲穿而饱受国有银行怠慢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对资金的渴求 犹如干柴，那么服务殷勤出手大方的外资银行就如同烈火，双方一拍即合之下，中国的信贷 洪水泛滥将完全可以预期，大量的资金又将导致更大规模的重复建设，消费物价紧缩和资产 通货膨胀同时恶化的情况将更为严重，前者将中国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之中，而后者则是把中 国置于火炉上烧烤。当产能严重过剩和资产泡沫化急剧升高时，国际银行家就将开始剪中国 人民的羊毛了。国际银行家最赚钱之时从来就是经济崩溃之日。

美国立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有一句警世名言：“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人银行控制了 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将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 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过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父辈曾经 开拓过的大陆。”

时隔两百多年，杰弗逊的警告今天听起来仍然是那么清晰，那么有震撼力。

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之后，与以前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从前的国有银行虽然有推动 资产通货膨胀来赚取利润的冲动，但决没有恶意制造通货紧缩来血洗人民财富的意图与能 力。中国建国以来之所以从未出现重大经济危机，其原因就是没有人有恶意制造经济危机的 主观意图和客观能力，国际银行家全面进入中国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地变化。中国对内的金融防火墙，旨在防范外资银行恶意制造通货膨胀推高中国资产泡沫化，继而猛抽银根制造通货紧缩，迫使大批企业倒闭和人民破产，从而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来贱价收购中国的核心资产。金融管理部门必须严格监控外资银行的信贷发放规 模和方向，以储备金比例和储备金成份来进行金融宏观调控，严防外资银行大量将国内债务 进行货币化。

对于外资银行与国际对冲基金这样的金融黑客联手，更要严加防范。中国境内的所有公 司的金融衍生合约必须上报金融管理部门，尤其是与外资银行所签定的金融衍生合约更需要 加倍当心，谨防国际金融黑客在海外对中国金融体系实施远程非接触打击，1990 年国际银 行家远程“核”打击日本股市和金融市场的殷鉴不远。

中国对外的金融防洪墙，主要针对的是美元体系的崩溃危机。在近乎天文数字的 44 万

亿美元债务的沉淀之下，美国经济犹如河床高于地面数十米的“地上悬河”一般，庞大的债 务复利支出所创造出的流动性泛滥，日夜冲击着越来越危险的河堤，给生活在“地上悬河” 之下低洼地带的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准备进行金融“抗洪救灾”和“保护人民财产安全”。美元资 产的迅速贬值早已不是什么预测，而是每天正在发生着的事实，现在的状况还只是洪水泄漏 而已，一旦发生“塌坝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已经处于高度风险之 中。

在下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国际金融风暴中，风眼将是已经超级泡沫化的金融衍生产品市

场和美元体系，黄金和白银将是世界财富最安全的“诺亚方舟”。大量增加中国的黄金储备和白银储备，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广积粮”就是官民并举，大幅度提高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黄金白银储备。中国境内的所

有金矿和银矿资源，必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加以严密保护，并逐步实行全面国有化。

在国际上，应该大力收购黄金和白银的生产公司，作为中国未来黄金白银资源的补充。 中国货币的改革的最终方向就是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黄金、白银支撑下的“双轨制货币 体系”，实现稳定的货币度量衡，完成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战略准备。

“缓称王”就是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自身的困难和局限。世界强国崛起无不是以无与伦

比的创新能力独步世界，所谓强国就是能够大量生产出别国无法替代的全新产品和全新服 务，大量孕育出世界领先的技术与科学创新，大量产生引领世界文明方向的伟大思想和理念。 中国目前还仅仅是在大规模模仿西方生产技术方面很有进展，在思想理念与科学技术创新方 面还差之甚远。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严重缺乏文明自信心，缺乏自信心的重要表现就是 无法辨别西方制度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缺乏批判其明显荒谬之处的道德勇气，不敢尝试西 方没有的东西，缺乏试图建立新的世界规则的胆略。这一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中国只能徐图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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