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概念股能买吗(青蒿素是谁发明的)

2023-04-25 01:20分类：股票公式阅读：

6月17日，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及其团队宣布关于青蒿素的最新研究成果。相关板块以及青蒿素概念股出现大涨行情。同花顺显示，中药、超级真菌和化学制药等板块涨幅居前，昆药集团开盘一字涨停。昆药集团与屠呦呦团队合作已久，曾花7000万元买下该团队相关专利，目前已是青蒿素全球供应商。2018年，其抗疟类药物产生营收近7000万元，对应毛利率超过50%。

(责任编辑：李嘉玲)

昆药集团6月19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目前在售的青蒿素类产品用途均为疟疾治疗。此类产品2018年营业收入为6,925.92万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比例仅为0.98%，营业利润为667.65万元，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

公告称，公司双氢青蒿素片治疗红斑狼疮项目目前尚处于临床二期患者入组阶段，这个药物研发项目还需要继续进行二期临床试验、后续还需要 III期临床试验，以及药监局的注册审批程序。只有在二期和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均表明双氢青蒿素片治疗红斑狼疮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之后，公司才可以向药监局（NMPA）提交新药注册申请。

公告强调，药物研发的二期临床试验、三期临床试验及注册时间很长，而且在临床试验以及注册申请的过程中，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能否得到验证，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该项目存在较大的研发失败的风险。即使药物能上市销售，仍然面临专利保护到期，竞争品种抢占市场先机等系统性风险。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青蒿素概念股“闻风起舞”

6月16日晚间，新华社发布一则重磅消息称，中国科学家及诺奖得主屠呦呦及其团队屠呦呦团队宣布经过多年攻坚，在“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对应“青蒿素抗药性”难题提出可行治疗方案。

受此消息影响，6月17日，青蒿素概念股板块大幅高开，板块内多只医药个股涨幅居前。而由于直接与屠呦呦团队有合作，昆药集团无疑成为这轮青蒿素概念行情的龙头。截至今日收盘，该股已连续三日涨停，总市值88.38亿元。

尽管昆药集团在17日晚间发布公告已提示了“双氢青蒿素片治疗红斑狼疮”项目临床试验存在研发失败的风险，但从这两日的表现看，不少资金仍愿意为未来青蒿素销售市场的扩大而提前买单。

此外，相比17日的板块集体飘红，这两日青蒿素概念板块的表现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截至今日收盘，昆药集团、润都股份涨停，白云山、复星医药、新和成等股微涨。同时，海正药业、誉衡药业、华润双鹤分别下跌0.1%、0.23%、0.39%。

多家公司发布澄清公告

自6月17日以来青蒿素概念股迎来了一波上涨行情。与此同时，也有多家公司发布了澄清公告，其中包括昆药集团、沃华医药等多家公司。

昆药集团公告，公司目前销售的青蒿素类产品用途均为疟疾治疗，且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公司双氢青蒿素片治疗红斑狼疮项目目前尚处于临床二期患者入组阶段，该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较大的研发失败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沃华医药披露股价异动公告，表示公司关注到有部分媒体报道公司涉及“青蒿素”概念。经核实，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不涉及相关媒体报道的“青蒿素”。公司股票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

华润双鹤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有双氢青蒿素片批文，目前没有生产。

交大昂立在互动平台表示，上海诺德生物实业有限公司是交大昂立控股子公司。诺德生物在2010年已退出青蒿素生产。

一品红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没有青蒿素这类产品的批文，同时也未与屠呦呦团队有过接触。

北陆药业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在青蒿素方面没有布局或研发，主营业务为对比剂产品、中枢神经产品、降糖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有机构人士认为，目前青蒿素概念仍处于炒作热点事件阶段，投资者需要谨慎其中的风险。西南证券首席研究员张仕元认为，此轮炒作行情可持续性可能不超过3天，这是因为有关青蒿素的相关研究性进展，目前仅仅只是一个研究成果，还不能构成一个对于整个行业，或者说对于某一个公司很快的财务数据改善的事件。

责编：罗懿

编者按

2022年4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青蒿素问世50周年暨助力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际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青蒿素是中国首先发现并成功提取的特效抗疟药，问世50年来，帮助中国完全消除了疟疾，同时中国通过提供药物、技术援助、援建抗疟中心、人员培训等多种方式，向全球积极推广应用青蒿素，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为全球疟疾防治、佑护人类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密切公共卫生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维护各国人民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4月25日是“世界防治疟疾日”。中医药不仅在全球疟疾防治中，而且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发挥了特殊的重大作用。这一重大作用，不可忽视，不得忽视。中医药决不排斥西医药，但坚决反对完全不顾人民的健康、以赚钱为唯一目的的特殊医药垄断集团。若不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不是以挽救生命为目的，假以医学或者专业的名义，完全用不同团体的私人利益来主导这次抗疫，排斥中医药在抗疫中的特殊重大作用，极有可能给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李慎明同志此文首次公开发表于2016年3月11日的《中国中医药报》第3版，后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3月14日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2016年3月15日分别全文转载。现经作者授权，重新修订编发，以飨读者。

2015年12月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贺信所说的现在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屠呦呦最近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一奖项的诞生，不仅说明中医药振兴的国际环境正在得到改善，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振兴国内环境的改善。我们有理由对中医药振兴充满信心。

应当努力发掘提高中医药学

2015年12月7日屠呦呦教授，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发表演讲中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屠呦呦演讲背后的投影屏幕上，显示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泽东”这一手迹。笔者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几年。1994年6月，笔者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的第一天，就知道了青蒿素，知道了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越共的请求下，指示要大力进行抗疟研究，知道了“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我们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五所。

如何认识青蒿素获诺贝尔奖？争论比较激烈。

前不久，看到网上《为屠呦呦而悲哀》这样一个帖子，其中说: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中国，全民被病态疯狂导向的时代。屠呦呦这个凭着五年完整的西医学背景知识，被奉命从事中医研究十几年，尤如让一个物理系毕业的学生研究牛、马车结构。随着领袖们一声令下，几百、几千种草药被征集而来，作为小组成员的屠呦呦唯独对青蒿类锲而不舍，在完全失败的情况下，启用西医的化学提炼法，完全运用西医学知识和手段，对青蒿做出根本脱离中药常规的西医药品提炼”；

“在屠呦呦的获奖演讲中，除了青蒿，全部是西医元素的知识，无论公式，还是理论，还是操作流程，每一步骤无不是一次次西医无数的伟大成就的累积，每一步都是青蒿素的被发现，绝对不可缺少的，历经无数人的智慧积累并数百数千年被反复确定的知识。已经完全与中医毫无关联”。

“绕过了所有环节，将功劳归于中医对世界的贡献，和伟大领袖的英明决策！何等悲哀！”

以上结论欠妥。

让我们看看如下事实的报道：

屠呦呦教授及其团队耗时3个月，从包括各种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中整理出640个，再从中进行100多个样本的筛选，最终选出的胡椒“虽然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的抑杀作用并不理想”；

而“曾经出现过68%抑制疟原虫效果”的青蒿，在复筛中因为结果并不好而被放弃。其后，屠呦呦在重新复习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发现其中记述用青蒿抗疟是通过“绞汁”，而不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她由此悟及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可能是“有忌高温破坏药物效果”。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分离获得的第191号青蒿中性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100%抑制率的令人惊喜的结果。

以上有这样两个事实分外重要。

一是从包括各种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中药方剂中整理出640个，再从中进行100多个样本的筛选。

二是屠呦呦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发现其中记述用青蒿抗疟是通过“绞汁”，而不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由此悟及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可能是“有忌高温破坏药物效果”，据此“改用低沸点溶剂”。

这关键两点都是出自中医药典籍。

任何“雄辩”在这两个铁的事实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

笔者不赞成把青蒿素出现的功劳全部收归中医药，但是更不赞成把此功劳全部归于西医药。

笔者赞成青蒿素发明是毛泽东关于中医药的思想与屠呦呦及其大团队实践的结果，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医药这一伟大宝库和西医药的某些研究方法。

但中医药这一伟大宝库是青蒿素创新之本，之根，之源，西医药的某些研究方法是末，是枝，是流。

全面领会毛泽东的医学思想

对青蒿素的发明直接归功于屠呦呦及其大团队争议不大，为何说青蒿素发明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呢？

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以下相关指示。

在引述这些指示之前，需要说明的，一是对这些论述，在阅读相关书籍之前，本人对此所知不多，2015年认真阅读了有关毛泽东的相关著作，特别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九本《毛泽东年谱》后，深感毛泽东的伟大。

二是据笔者所知，对这些指示，多年从事中医药研究或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士对此也往往所知很少，所以在这里引述时用了一定的篇幅。

1. 早在延安时期的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就指出：

“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2. 1950年，毛泽东给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

“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3. 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谈对卫生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说：

“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

“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

4. 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同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等谈发展中医问题时指出：

“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5.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阅中共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时批示：

“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

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6. 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在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时批示：

“此件可用，照发。”这篇社论于1月25日发表。

社论说:“党的中医政策是党在我国卫生工作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越来越多的事例，证实了中医中药在人民卫生事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继续纠正轻视和排斥中医中药的错误观点，仍是卫生部门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中医有很大的数量，他们掌握着我国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医药科学知识和治病经验，能治好很多疾病，包括一些用西医方法疗效较差的疾病。西医和中医，只有紧密地团结起来，很好地合作，才能共同战胜疾病这个敌人。不要对于中医治疗办法中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部分轻易加以否定。”

屠呦呦正是按1958年毛泽东指示所办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而毕业的。

毛泽东当年所预言的“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今天已经得到了屠呦呦获得诺奖而证明。

从目前已知，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这一重要结论，恰恰是毛泽东关于中医药或者是医学指示的收官之句。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重要结论，不仅已经归纳了他的关于中医药思想的全部精华，而且也已囊括了他关于中医、西医和发展新医学的全部思想。

大家看，青蒿素发明本身的诞生及屠呦呦的获奖不仅说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而且已充分证明“应当努力发掘”和“加以提高”的十分重要和必要。

青蒿素发明本身的诞生也充分证明，这三句缺一不可。

我们应该全面领会毛泽东的医学思想。

我们当然要重视西医，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毛泽东当年所批评的忽视、轻视中医药等医学和医疗领域所存在的种种现象非但没有根本的改变，有些则是愈演愈烈。

一些人不信任甚至坚决反对中医，主要有如下表现或说法：

(1)把庸医甚至伪中医当成中医这门科学的本身加以反对；

(2)认为中医理论是臆造，顶多是哲学的一家，并不是医学；

(3)中医药有效和中医理论没有关系；

(4)现代化手段检验之后证明有效的中药变成中成药后，已经不属于中医药范畴，而属西医药之列；

(5)中医不是科学，“废医验药”才是发展中医药的正道；

(6)中医药登不了大雅之堂，让中医药退到民间自行发展；

(7)中医药根本没有疗效，甚至误国害民；

(8)中医的疗效没有科学证据；

(9)中药没有一个通过美国fda，所以不能证明中医药有疗效；

(10)用社会名流否定中医。如俞樾、郑观应、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陈寅恪、鲁迅、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傅斯年、陈独秀等。

对以上种种看法，需要在正常的学术争鸣中逐步加以解决。

但要彻底解决，最终靠的必然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中的人的包括阶级、国家、政党的正确的主观能动性在特定条件下则起着特定的决定性作用。

屠呦呦获奖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医药的理论与屠呦呦及其团队实践相结合的成功，笔者有如下体会。

第一，实践已经并将继续有力证明，毛泽东所作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在实现中医药振兴这一伟大事业中，对中国医药学这一伟大的宝库，首先应是重视继承、努力发掘，然后才是提高创新的问题。

没有很好继承，就决没有真正的创新。

中医药优秀文化传统已经失传很多了，若不抓紧继承与弘扬，说得严重一点，这对中华民族甚至人类都是犯罪。

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医药优秀传统，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高度重视民间中医药的发掘整理，并从机制体制上比如行医资格认证等方面及时进行改革。

如果用管西医的办法来管中医，犹如让“神父”来管“和尚”，中国医药学这个宝库不仅不能不断充实壮大，最终必然会荡然无存。

毛泽东处在领袖的位置，但有时候他常常会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

20世纪50年代，他对继承中医药优秀文化传统作了不少指示，结果不是一句顶一万句，甚至出现一万句也不顶一句的现象，结果最终采用了组织手段，撤了两位卫生部副部长的职务，轻视中医药的现象才有所解决，中医药振兴事业才有了初步基础，这也为几十年后青蒿素与屠呦呦的获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何从体制机制上彻底解决让“神父”来管“和尚”的问题，邓小平说，“关键在人”。

各级卫生计生委的主要领导构成中，必须有真正懂并重视中医甚至是学中医出身的一定比例，各级卫生计生委领导班子成员组成也必须有相当的比例。否则，中西医并重的发展往往会成为一句空话。

第二，决不能借口“中西医结合”而削弱各自特别是中医药的继承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十七大报告也完全是这一提法。

中医西医是两个不同的科学体系，有着不同的哲学理念和用医原则，决不能相互替代，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和鼓励这两个不同的科学体系的各自发展创新。

第三，在支持和鼓励中西医这两个不同的科学体系各自发展的同时，也要十分支持和鼓励中西医相结合，要支持中医学习西医，同时也要支持西医学习中医。

大家知道，在中医药理论和实践中，荷花与雪莲的功用和效用有极大不同，但按照西医药的化学理论来看，其开花基因和控制花结构基因却是基本相同。这有可能说明，西医药理论和实践仅仅停留在化学的分子层面，而中医药的理论和实践却可能早已深入到量子等领域。

中医西医应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目前，主要是应继续解决西医的宗派主义的作风。

要大胆借鉴西医的研究方法，西医的很多检验仪器实质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并不是西医所独有。对这些科学技术，西医可以用，中医也可以用。但应该明确，这些检测仪器和方法，仅仅是中国哲学和中医药理论“道、法、术、器”中之末的“器”，瞎子摸象，不能仅摸“器”，而忽视了依次递进而逐步需要认识的“术、法、道”层面的更为重要的东西。

因此，在中西医结合中，要提倡“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用化学的研究办法提取单体，是发掘研究提高中医药的办法之一，但是中药往往是复方，其方剂在煎熬的过程中，很难验证通过这一化合的过程又产生了哪些新的单体。因此，决不能企图仅用提取单体的西药代替复方的中药。

第四，要辩证看待团体与个体的作用。

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得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当然需要用名誉、金钱保护激励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但同时也需要大力提倡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需要发挥道德甚至理想信念奉献精神的作用，需要密切合作、集体攻关，而不是相互封锁甚至以邻为壑。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民族需要攻关的重大科技项目，决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放在企业，也必须同时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如果不是如此，“两弹一星”就不会产生，我们就决没有现在的大国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青蒿素的发明，就是集体攻关的结晶。

第五，认真制定好《中医药法》。

要想从根本上纠正西医看不起中医的偏见，决非一日之功。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中医药法》(征求意见稿)公布。

其中第八条规定：“从事中医医事活动的人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取得中医医师资格并进行执业注册。”

第四十四条规定：“中医药的管理，本法未作特别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是按照西医的理论原则与技术标准制定的，很多规定只符合西医管理的实际。

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宪法》。

现行《宪法》指出:“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其中的传统医药就是我国的中医药。

既然在宪法中现代医药与中医药是并列关系，因此，在制定《中医药法》的过程中，不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作为《中医药法》的上位法，而只能作为同位法来看待。

如果用管理西医药的办法来管理中医药，这就必然极大地束缚中医药之发展，振兴中医药事业有可能只是一句空话。

现在出台《中医药法》正当其时，我个人认为，没必要无期限地拖延下去。正在审议的《中医药法》如果不能完全解决中医药管理工作中的一些技术性和细节问题，可规定由国务院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即可。

第六，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的光荣传统，更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只有这样，才能继承中医药的精髓，才可能在此指导下，在中西医之外产生新的医学。

中医药的理论基础是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十分宝贵，我们一定要充分继承。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因而是更为先进的哲学理念。

李四光、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自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钱学森明确指出：

“近代科学技术经过约四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的体系，它的演化是有规律的，因此基础科学研究决不是像早年那样没有指导思想的摸索，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探索，所以路径和路牌是有的。”

他还十分感叹地对宋平同志说：

“十分可惜，我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读晚了。如果能早读的话，我所做出的工作成绩可能会更大。”

因此，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来发掘、研究我国古老的中医药理念，学习借鉴西医学优长，从而拓展创新我国的中医药事业，来预防和治疗人们的疾病，有可能是条捷径。

因此，应当鼓励从事中医药事业的管理者、医药人员等在学习中医药传统理论的同时，学习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国从事西医学研究、治疗和整个医学管理的工作者，都应该学习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建立我国新医学作贡献。

作者时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2016年3月11日第3版，此为重新修订编发）

2019年9月29日，屠呦呦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文/刘畅

青蒿素是越南战争的“副产品”。抗疟特效药背后，却是用科学的方法，从传统中药材开掘新药的先河。

举国的“523”任务

“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也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人类的一份礼物。”2015年12月7日下午，屠呦呦在瑞典卡罗林斯卡诺贝尔大厅说出的这句话，如今国人已耳熟能详。发表演讲三天后，她与威廉·C.坎贝尔、大村智一道，接过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授予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勋章和证书，以表彰他们三人“发展出针对一些最具毁灭性的寄生虫疾病具有革命性作用的疗法”。

2015年1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屠呦呦荣获生理学或医学奖

屠呦呦则因针对疟疾的青蒿素独享一半奖金。那年她85岁，是当年诺贝尔奖得主中最年长的一位。她和团队们发现并研制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是现今所有药物中，面对恶性疟疾起效最快的药物，青蒿素联合疗法也是现今全球范围内治疗恶性疟原虫疟疾的标准方法。这项获得国际认可的发现却是40余年前的成果，而她被世界医学界发现也是2007年的一次偶然。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从事疟疾研究50余年的路易斯·米勒握有诺贝尔奖的提名权，2007年在上海参加疟疾与传染媒介会议时，他心生将青蒿素的发现者推荐给诺贝尔委员会的打算。会上询问“谁发现了青蒿素？”却无人知晓，那时国内的相关报道和发表的论文也未提到具体的发现者。他们翻阅史料，首先看到的是“523”任务。

彼时正值越南战争，因疟疾引起的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多四五倍。1967年5月23日始，召开“疟疾防治研究协作会议”，最初的研究规划是3年，因涉及战争秘密，任务以开会日期为代号，取名“523”。那时抗击疟疾不仅是越南战场上美越双方的“胜负手”，中国国内也曾大范围爆发疟疾，1960年时1023万人发病，1970年发病人数又有2411万人。

因当时疟原虫已对特效药氯喹类药物产生抗药性，中国科学家需要在当时的医疗和制药水平基础上，研制世界尖端的新药。原本战争的事由军事部门解决，领头的机构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第二军医大学。但是他们发现，单靠军队的医疗机构势单力薄，中央于是决定采取举国体制的方式，由国家科委、总后勤部、中国科学院、化工部和卫生部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共同研究抗疟的问题。

疟疾是一种传染的流行病，“523”任务就此把抗疟的研究分成三个部分：现场防治，研制掐断传播路径的驱蚊剂，制作治疗疟疾的药物。当时制药有两个方向，既靠实验室合成新的抗疟药，又尝试从中草药里提取天然抗疟药。在中央有全国“523”办公室，在地方有军队和地方联合办公的“523”办公室。二者是两个层级的枢纽，后者向前者汇报，前者向领导小组负责，而遍布北京、河南、湖南、湖北、广东、海南等地的60多个科研单位分别向二者负责。

那时正处在“文革”的高潮，许多单位已停工。在“523”任务中，作为卫生部分管领导的陈海峰记得，当时拿着卫生部的介绍信不管用，但他们有中央的批示和国务院的介绍信，尚能顺利召集科研人员开展工作。“中央要求一天等于20年，大家干劲冲天。许多科研工作当时已荒废了一年，很多科研人员主动站出来，愿意干这件工作。”

原本规划3年的任务持续了13年。当年“523”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助理员施凛荣说，“文革”期间，只有“两弹一星”和“523”任务没有停。“参加项目的常规工作人员有五六百人，加上中途轮换的，参与者总计有两三千人。”

中医药与西学的相遇

1969年1月21日，全国“523”办公室主任白冰秋、副主任张剑方及田辛同志一行三人来到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传达任务。“当时，合成药物和中成药方合在一起，７个省市在各地组织、筛选了４万多种药，都没取得很好的进展。中医研究院针灸所那时也参与了‘523’，针灸所所长便向‘523’办公室推荐了中药所。”屠呦呦回忆，“全国‘523’办公室的两位主任任命我担任‘中医中药专业组’组长。”

时年39岁的她已在中医研究院工作了14年，虽然接到任务时只是实习研究员，能够领导筛选、整理中草药的工作，却与她的学术背景息息相关。

1930年出生在宁波的屠呦呦16岁患上了肺结核，那时抵御结核分枝杆菌的特效药还未在中国出现，这种病意味着死期将至。但她的父亲笃信中医，屠呦呦自初三辍学后，细心医治两年得以痊愈，自那时起，她感到医药的神奇，立志学医。她的外公姚咏白历任多所大学教授，书香门第的氛围令她有条件接受优质的教育，高中出入的学校乃全国知名的效实中学和宁波中学。但屠呦呦并非天才，她的高中成绩仅属中上，唯独生物突出而已。只是那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当班中同学热衷于社会运动时，她潜心于书本，以至当时的班主任为她写下评语，“不要只贪念生活的宁静，应该有面对暴风雨的勇气”。

她的“勇气”恰恰以沉静的方式表现出来。1951年高中毕业后，她考入北大医学部药学系，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批女大学生。那时药学系刚建立不久，学生可以选择药物化学专业和生药学专业。前者主要培养具有药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知识的人才，毕业后大多进入各大药厂；而生药则是指像鱼肝油、当归、花蕊一样，纯天然或经过简单加工的药材，生药学便研究这些药材的来源、形态、性状、成分和效用，毕业后需“坐冷板凳”，进药物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屠呦呦所在的“药学系八班”，40人选择药物化学，12人选择生药学，她便是后者中的一员。

屠呦呦作此选择，因为生药专业最可能接近探索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领域，符合她的志趣。而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自上世纪20年代才在中国大学里设立的生药学课程刚刚恢复，课程内容除了介绍理论与方法，仍着重介绍国外书籍中记载或供西医应用的生药。不过正是从她毕业学成后开始，中医药与西方科学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那是国情的要求和中央政府推动的结果。自近代以来，中医屡屡遭遇“废止”的呼声。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将“团结中西医”作为当时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之一。但仍有卫生部的干部把中医称为“封建医”的说法，不但中药治疗在公费医疗制度中无法报销、高等医学院校没有设立中医中药的课程，全国性医学界群众学术团体也不吸收中医参加。但是，“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毛泽东面对这种局面，在1954年指示成立中医研究机构，派西医学习中医。

中医研究院于次年成立，屠呦呦也在当年毕业，分配到这里。与她一起工作的是全国抽调来的一批知名老中医，她大学时的知识在工作的第二年就派上了用场。当时全国正在开展大规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卫生部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局，各地成立血防所和血防站，准备消灭当时使1000万人患病，威胁到近1亿人生命的寄生虫。

屠呦呦在后方支援，从中医的角度研究血吸虫，做中草药的生药研究。她与大学时的老师楼之岑合作，把注意力放在了民间用来治疗血吸虫病引起的腹水、肿胀的半边莲上。她是一个“工作狂”，据她的同事回忆，她成家后，家务事全由丈夫打理，生活中也马马虎虎，“有过坐火车中途下车散步，被甩下没上去车的情况”。她一心全在工作上，通过一年多的研究，她和导师证明半边莲是治疗血吸虫病的有效药物，尤其确认出抗血吸虫病最主流的半边莲品种。

与此同时，社会上推进学习中医的运动仍在继续。中医研究院建立之初，中央就有从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挑选一二百名毕业生，交由中医带领，学习中医临床经验的举措，但始终未能成行。直到1958年毛泽东指示在全国开办“西医离职学习班”，西医向中医学习的风潮从而席卷全国。资料显示，当时全国有37个“西学中”培训班，参加培训的人数达到2300多人，在职的西医人数有3.7万人。

屠呦呦在1959年至1962年间，主动脱产参加了第三期“西学中”培训班。她深入药材公司，向老药工学习鉴别中药材的品种和质量，乃至中药的炮制技术，之后成为《中药炮制经验集成》一书的主要编著者之一。中西医结合的背景，为她数年后发现青蒿素打下基础。

科学发现的轨迹

“我去了两次海南岛现场，感染疟疾的患者高烧40度不退，又是恶性疟，后来转为脑疟。身体挺棒的年轻同志，烧了两天嘴唇都紫了。”屠呦呦对疟疾并不陌生，小时候她的家人都得过，自己也未尝幸免。但儿时记忆中忽冷忽热的症状，却与她加入“523”任务后要面对的恶性疟不同。那是疟疾中潜伏期短、发作异常凶险的一种，在越南战场最为棘手，而那时也在中国境内的海南和云南流行，屠呦呦和她大学的师弟，同为中药组的余亚纲于1969年7月亲赴疫区考察。

那一次考察是为了临床验证胡椒、辣椒和明矾混合物的疗效。屠呦呦记得，当时美国华盛顿陆军研究所的制药策略是改造原有药物的化学结构，而她的做法则是从中医的生药中发现全新结构的药物。

胡椒便是当时尝试的生药之一。承担“523”任务的头两个月，屠呦呦遍寻历代医籍和本草，向知名的老中医蒲辅周、岳美中讨教主意。在搜集了2000余方药后，她整理出以640余方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胡椒、辣椒、青蒿均在其中。而那时胡椒更加吸引屠呦呦的注意。鼠疟模型疟原虫实验中，胡椒提取物的抑制率达到84%。

屠呦呦的这次海南之行却以失败告终。余亚纲记得，作为组里的男同志，他先到海南保亭下面的苗寨，挎着水壶，拿着打狗的棍子，挨家挨户敲门，“就说是来治病的，病情轻的人，我就给他们药，重的就让他们到农村的临时病房里观察”。他记下病例数和药效，发现病例数量太少，也没有对照组，难以得到科学结果，而屠呦呦也发现，胡椒提取物在临床试验时，只能缓解病情，不能消灭疟原虫。即使回京后再调节成分比例，效果也不如原有的氯喹。而当时“523”任务最初的3年规划已到期，又受“文革”的影响，各部委新上任的领导不明了该任务的重要性，屠呦呦的寻药之路陷入停滞。

但中国在1971年爆发大规模疟疾，有4000万人感染，“523”任务被重新提上日程。此时余亚纲和屠呦呦在中医研究院整理出一个实验室，继续他们的工作。余亚纲在实验中发现雄黄的提取物有时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能接近99%，但因加热雄黄会氧化为剧毒的砒霜，在军队中不宜使用，而被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否定。于是他和屠呦呦将目光放到了最高有90%抑制率，但药效十分不稳定的青蒿醇提取物上。

从生药中获取有效的成分，不但药材本身要正确，获取的方式也得合适。“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肘后备急方》中的记载令屠呦呦眼前一亮，她反思青蒿提取物之前失败的原因。屠呦呦的团队之前用加热的方法提取青蒿的成分，与中药最常见的用水、酒或其他液体煎煮的方法类似，“绞取汁”的方法却很独特。“难道是青蒿中的有效成分不溶于水或酒等溶剂？或是抗疟成分恰好忌讳高温？”一系列问题在屠呦呦的脑中展开，“只有枝叶才能出汁，那么到底使用哪个季节的青蒿枝叶绞汁？又到底是叶子的汁液有用还是茎秆的汁液有用？”

青蒿的概念过于笼统，寻找到疑惑之后，屠呦呦的团队逐一设计实验验证。他们首先发现青蒿融入乙醚溶液后的提取物有效，屠呦呦便直接在实验室里放下7口装有乙醚的大水缸，用来浸泡青蒿。乙醚有毒，她为此患上毒性肝炎，她的一位同事得了肺部肿瘤，切除了大部分肺才得以活命，另一位英年早逝。但他们当时夜以继日地尝试从有毒性的青蒿乙醚提取物中分离出无毒的有效成分。“每个人都把实验室当成了自己的家。”屠呦呦此时的助手钟裕蓉记得，“即使我家离实验室仅有几分钟路程，晚饭过后，我也会回到实验室，和大家一起忙碌到深夜。”

1971年10月第191次实验中，他们得到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这种黑色膏状物质后来被称作“醚中干”，抗鼠疟的抑制率达到100%。不过它不是药品，接下来的工作是确定药品中的有效成分、提纯后展开临床毒性试验。但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找不到合适的药厂配合课题组试验，焦急的屠呦呦决定以身试药。“疟疾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如果错过一年一度的观察季节，我们就要等上整整一年。”

1972年7月，她在东直门医院试药观察一周，证明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无毒后，8月份再赴海南。这一次在疫区的临床试验大获全胜，不但对所有类型的疟疾均有效，而且起效快，不再复发。她在海南试验的同时，她的助手钟裕蓉和倪慕云在北京设计提纯实验。倪慕云记得，当时需要很大的量，于是连刚分配过来，还没有具体工作的人也参与进来。直到同年11月8日晚上，当钟裕蓉向往常一样，在家吃完饭赶回实验室时，在下午得到的纯化液中发现了针状的晶体，他们分离出了青蒿素单体。后来发现，这是一种全新的化合物，能够打击疟原虫的多个靶点。

研制青蒿素药物此后在全国展开，1975年制药成功，但越战结束，“523”任务的军事目的已消失，当时青蒿素药物并未立即为外界所知，直到1979年12月英文成果论文发表而公之于众。待“523”任务在1981年正式撤销时，研制抗疟药物的项目难以为继。所幸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关注到青蒿素的成果，“523”任务撤销后，他们帮助卫生部成立发展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全国指导委员会。全球知名药厂加入青蒿素药物的研发，复方蒿甲醚成为首个获得国际专利保护的中国药品。

自上世纪90年代末，青蒿素在全球范围内作为抗疟的一线药物使用，降低了20%至30%的儿童死亡率，遏制了全球最贫困地区的人口负增长，仅在非洲疟区，青蒿素每年能挽救10万人的生命。

（参考书目：饶毅、张大庆、黎润红等《呦呦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屠呦呦等口述《“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9期，原文标题《屠呦呦：中医药的世界贡献》，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