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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首页新增长理论 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
一、背景
自开放以来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持续增长，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在中国经济总体持续增长的同时，国内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依然存在。
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例，二〇一五年东北地区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为东部地区省份的65%，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仅约为东部地区省份的52%和50%。鉴于人力资本在以往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众多研究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尝试分析成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
而在这一过程中，人力资本度量理论具有重要地位。人力资本度量理论不仅是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人力资本的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采取科学、客观的人力资本度量方法进行人力资本水平测量不仅可以推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发展，也可以为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客观依据。
由于人力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其生产、积累和作用于经济的过程都难以直接观测，人力资本的度量理论一直是一个理论难点，现有常用的人力资本度量理论在解释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时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乏力的问题。其中一类常用的人力资本度量方法是特征指标法，即用教育年限、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的特征指标去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然而，在应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解释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却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是人均受教育年限代表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间不存在明确的关系。例如山西省与浙江省人均受教育年限基本相同，而浙江省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却为山西省的两倍还多；
二是人均受教育年限仅反映了区域教育数量上的差别，却没有能够反映区域教育质量的差别，也没有反映出劳动力教育层级结构的不同。以往的人力资本估算方法在测量人力资本水平时忽略了两个问题：
一是人力资本质量差异的问题。认为所有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相同，将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单一归因于人力资本数量的差异。而实际上，由于地区间的教育质量、医疗水平等因素的差异，各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存在很大差异；
二是人力资本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替代弹性问题。认为人力资本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完全替代的关系，将人力资本总量视为人力资本各组成部分的简单或加权加总。而人力资本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完全替代关系的假设，实际上是认为高人力资本劳动力（例如博士）从事的工作可以由若干低人力资本劳动力（例如文盲）从事的工作代替，显然现实的经济活动显然并非如此。
鉴于以往人力资本度量方法中的问题，Jones提出了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方法，改变了以往人力资本估算方法中人力资本质量相同和完全替代弹性的假设，将人力资本质量和替代弹性的计算纳入到人力资本估算方法的体系中，以得到关于人力资本水平更为准确的估计。借鉴并发展了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方法，主要贡献在于：
首先，明确了基础层级人力质量的概念和测量手段，基于微观流动人口数据和计量模型建立了各省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指数体系，系统分析了我国地区间的人力资本质量差异，补充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其次，应用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方法，结合中国人力资本指数项目等数据，对我国二〇一五年各省广义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均量进行了估算，并对不同人力资本估算方法结果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最后，通过构建要素解释系数，阐述了广义人力资本估算结果的全面性和效率，并对造成各省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和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探讨全新的人力资本估算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准确的测量人力资本水平是推动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需要。
人力资本测量理论不仅是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人力资本的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准确的测量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推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发展；其次，准确的测量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为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客观依据。
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精确经济数据支持，准确的测量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为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提供定量分析的基础；最后，准确的测量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经济的转型和长期发展。劳动力结构的升级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之一，探讨人力资本质量及其替代问题可以为经济转型期的人力资本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二、人力资本与各省经济发展差异
为了分析广义人力资本估算结果对要素解释系数的影响，进而分析使用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方法度量人力资本的准确性和效率，引入传统人力资本估算法和J-F人力资本估算法进行计算和比较。
首先将各省按其人均GDP数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然后比较排名1%省份和99%省份的三类人力资本估算方法要素解释系数，并以此类推直到比较排名45%省份和55%省份的三类人力资本估算方法要素解释系数，共计15组。首先，将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法的结果与效率单元估算法的结果进行比较。
从要素解释系数的数值上来看，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法的要素解释系数介于64.13%-89.46%之间，而效率单元估算法的要素解释系数介于34.72%-81.49%之间，在几乎所有省份组上，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法的要素解释系数都要高于效率单元估算法的要素解释系数。正如之前的推论，相比于效率单元估算法，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法能够更准确、有效的度量各省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省份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解释能力要强于效率单元估算法。
而按照效率单元的估算方法，将会系统的低估各省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将会低估人力资本差异对人均GDP差异的影响。广义人力资本与效率单元计算结果的差异表明，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及其替代弹性是人力资本水平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对真实人力资本水平有着重要影响。
其次，将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法的结果与J-F人力资本估算法的结果进行比较。J-F人力资本估算法的要素解释系数介于56.46%-85.01%之间，从数值上看高于效率单元估算法的要素解释系数，但仍低于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法的要素解释系数。从各省份组的情况来看，在人均GDP差距较小的省份组，J-F人力资本估算法的要素解释系数较为接近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法的要素解释系数；
而在人均GDP差距较大的省份组，J-F人力资本估算法的要素解释系数则于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法的要素解释系数差距较大。从广义人力资本与J-F人力资本估算方法的差别来看，这表明相比J-F人力资本估算法，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法在度量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上更有效率，也说明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及其替代弹性是导致省份间人力资本差异的主要来源。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每一个中国人的艰苦付出、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那么，到底是哪一部分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呢？
这个问题我思考了良久，最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判断：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
很多人认为企业家唯利是图，因此不愿意承认企业家的贡献。
为什么说企业家的贡献最大呢？因为嗅探市场、寻求盈利机会是企业家的本能，为此他必然想方设法招揽人才、挖空心思降低成本，广开渠道筹措资金，同时也会不断的推动技术进步。
有了这样的企业家，如果再有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运行良好的金融市场，实现经济增长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即使政策不宽松，企业家也不会被难倒，他们各有各的招法；企业家们按照各自的方法往往也会取得成功，但是这可能增加了社会成本、败坏社会风气，如此，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之间的矛盾愈益严重，社会难以保持和谐和稳定。
有限制就有行贿、有行贿就有受贿，这个道理很简单。
当然必要的政策和限制还是要有的，但是如果政策和限制违反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则是要不得的。
总之，宽松的政策环境是企业家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
企业家才能要想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还须有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市场。
当然，没有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市场企业家也可能会搞到钱：或者从亲戚、朋友、同事那里借钱，或者采取不正当手段；不论采取哪种手段，第一，筹措的资金量可能会很有限；第二，需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筹措到资金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个时滞，时滞的存在很可能会使企业家丧失本来良好的投资机会。
另外，用不正当手段筹措资金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造成不和谐。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投入、资本、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的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企业家（或者称为企业家才能）。
过去中国南方很多省区自然条件远不如东北和华北，之所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关键是有一大批具有创业热情的企业家。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人，人的关键又在于企业家。
用一句比较贴切、但不太符合经济学语言规律的俗话来说：“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牛鼻子”。
那么落后地区如何才能拥有一支庞大的企业家队伍？
企业家的来源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引进，缺点是流动性大、稳定性差；二是培养，缺点成本较高、期限较长；但地区经济发展不是三年五载可以达到的，是一个长期过程；培养企业家必须加强教育投入，改善教学方法、改革教学内容，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培养青年学生的冒险精神，培育青年学生的创业热情。
总之，企业家才是对经济增长做出最大贡献的人。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批判和借鉴
1.现代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忽视了土地因素
早期的西方学者是非常重视土地因素的。威廉·配第在《货币略论》一书中，提出了有名的经济学原理，即“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增长四要素理论，即劳动、资本、土地和社会经济制度。大卫·李嘉图则坚持三要素说：劳动、资本、土地。但自从上世纪经济学模型化以来，有代表性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建立的重要增长模型，都不再把土地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增长因素。“哈罗德-多马模型”只考虑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之后的经济增长模型开始重视技术和制度的因素，即便我国学者应用较多的全要素理论也没有把土地要素独立出来。但是在农业领域，忽视土地要素的重要性是不可取的，即便在资本和劳动要素相同的条件下，土地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同，农业发展的途径肯定不同，比如土地资源比较短缺的日韩和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的欧美，农业现代化道路存在很大差别，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非常重视粮食的单产，而土地资源供给富裕的国家则更加倾向于规模效益。
2.开始重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并没有搞清楚科技进步的作用机制
新古典经济经济增长模型，就已经认识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极大推动作用，但不同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迥异，这说明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的认知并不一致。比如，我们现在常用的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公式，就是索洛余值法。
其中Y 为产出的年均增长速度，A 为科技的年均增长速度，K为资本的年均增长速度，L 为劳动的平均增长速度，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通常假定生产在一定时期内α、β为一常数，并且α+β=1,即规模效应不变。令E=(A/Y)×100%,即为科技进步贡献率。
其实，这种计算方法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不妥之处。一是，把科技进步看作是与资本、劳动并列的第三个独立要素，看似重视了科技进步因素，但却把他们之间的关系颠倒了。其实科技进步不是一个独立要素，其贡献在于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让生产资料发挥更高效率，甚至起到倍加的作用。二是，把所有的余值都算作科技进步的贡献，夸大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制度相对稳定时期，这个余值基本上来自于科技进步的贡献，但制度创新时期，制度的贡献更大。如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中国农业几年就实现了倍翻，这主要来自于制度创新的贡献。
3.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成果可以借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增长是从生产关系入手的，非常重视制度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西方世界有影响的经济学派，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增长经济学，都是直接从生产力角度分析经济增长，进而建立起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体系，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第四个要素，但之后的经济学家相当长的时间忽视了这个因素，自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制度因素开始重新被西方经济学界所重视。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可以归结为三点：（1）关于制度的概念没有达成共识。以科斯为代表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就是人或组织之间的行为准则和互动关系，把传统、风俗、习惯、潜规则、人情关系、血缘关系等等，都纳入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与旧制度经济学派没有多大差别，没有摆脱旧制度经济学的心理因素、法律因素对经济生活起决定作用的思想。（2）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对于制度有一种特别的崇拜性冲动，他们往往认为制度决定了历史进程。（3）很多研究成果是可以借鉴的。如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对于我们分析社会制度的反作用很有借鉴价值。
一、古典经济学时代人力资本产出贡献的论述
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力资本观点为。WilliamPetty在《政治算术》一书中探讨了劳动生产率、生产领域的劳动人数和赋税政策对增进一国财富的影响。AdamSmith提出人的能力是资本的观点。
认为人们在社会上学到的有用才能被定义为固定资本，“学习虽然要支付一定费用，但这种费用将来可以得到偿还，并创造出利润”，但是学习导致了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升、工作转换时间缩短、大量机器的发明便利和简化了劳动、机器的发明和改良等等提高了生产力，这些都是人的能力提升所做出的贡献。
F.List认为古典学派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之外，还需要考虑“生产力理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对生产力做了具体的阐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他已经意识到人力资本是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因此一个国家必须加强对下一代的教育投入，促进和培养国家未来生产力。
虽然教育会花费现有价值，但是却有助于促进和培养未来的生产力。现代国家之所以比古代在财力、权力等各方面强盛数倍，单单从体力劳动作为财富的原因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而是应该从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即在智力培养、生产效能方面来进一步加以考虑。List认为资本不单单指“物质资本”，还应该包括“精神资本”，并且“精神资本”才是国家生产力最重要的源泉。
二、技术中性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
（一）新古典学派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普遍将非技术的劳动要素作为产出积累的决定性变量。经典的Harrod-Domar模型等作为二战以来，新古典学派的引导性理论，假定在劳动力充分就业且按照一定比例稳定变化的前提下，产出函数逐渐趋向一个稳定的，基本是由储蓄率和投资率之比所决定的，并且有保证的平均增长速度。
此后Solow-Swan模型重新建构了依靠储蓄率所决定的长期稳态产出函数，Solow模型最大贡献在于加入了物质资本的折旧率，认为在长期折旧呈线性的前提下，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占有皆会呈现一个向右上方倾斜且斜率逐渐递减的图像。最初的Solow-Swan模型是满足稻田条件的。
Solow又修正了Harrod-Domar模型中的一个假设，即人口增长不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稳步变化，进而加入了人口增长速度n，因此经济处于稳态时，人均产出按照n+g的速度趋向均衡增长路径。
具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特征的人力资本在Solow模型中起初未作为要素加以考量，但很快由于在一九六〇年代以来美国的高产出增长率使得“Solow余值”更加凸显，而对Solow余值的解释变得迫切起来，这催生了外生化技术要素在模型中的分量。一九八〇年代以来又加入了通过知识性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要素，使得新古典模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度与内生性增长理论形成了并驾齐驱的局面。
（二）新凯恩斯学派理论与人力资本
历史上经典的Solow-Swan模型及其改进一般将储蓄、固定资本的折旧及技术都作为外生的，但是这种假设无法解释一九七〇年代以来某些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积累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形下，消费却出现了持续的、明显的改善，印度也属于其中一例。因此需要寻找另外的视角来解释上述现象。
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
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在研究经济增长时，都存在着一个事实前提，那就是经济落后国家和不发达经济体或区域，往往趋向更快的短期产出增长路径。在融入外生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形成作为重要的推动要素之后，这一假设未有实质性改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之前的世界经济大致遵从这一事实，但七十年代经过短期调整之后，不同收入俱乐部之间出现了增长速度悬殊逐渐拉大的情形，这一特点在21世纪更为突出，只有采取了正确路径的东亚部分国家、中国、印度等原先的发展中经济体，逐渐走出了困境，但多数也陷入了新的二元经济结构难题，尤其是印度。
（一）AmartyaSen的人力资本思想
印度经济学家AmartyaSen因其在福利经济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荣获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任印度经济学会会长和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尽管他长期在西方国家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但仍然保留印度国籍，并十分关注印度经济社会发展问题。Sen认为人力资本有三方面的意义：
1. 健康、教育和其他高品质生活条件有其自身价值；
2. 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也非常有助于促进商品生产；
3. 它们还有其他的重要个人和社会作用。
上述前两方面分别是指人力资本的内在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Sen将人力资本的价值划分为内在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两类：内在性价值表示形成人力资本的群体要有生存能力的价值，由平均预期寿命等指标衡量，这也是人力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的特点。
好的社会制度和政府的公共政策是维持较高的内在性价值的先决条件，因此摆脱贫困、避免内乱和战争、防止瘟疫是增强人力资本内在性价值的有效途径。工具性价值是指形成人力资本的群体要有知识积累形成的竞争能力。当这些人通过教育、培训等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的工具性价值将会得到提升和递增，从而促进生产率提高，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对于第三方面，Sen专门提出人有正常生命期的自由（不因夭折而衰减）、读写的自由（不受文盲的局限）等，他提出人们往往忽视贫困是缺乏选择其它方式的机会，需要注意不要剥夺弱势群体的基本能力并提供给他们机会，因为这是提高一国人力资本内在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正确途径。
Sen认为人力资本构成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能够因为自身的原因而被重视——超过它们作为生产要素的工具性价值之外的原因。教育和健康不仅对个人自由有显著的价值，扩大的健康和教育对社会的影响甚至超过对个人的影响，即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两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起重要战略变量作用。
教育和健康对一个人有内在的重要性，是追求自由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素质；当人们因为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所受教育找到工作并获得一定经济收入之后，随之而来的机会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自由。良好的教育基础促使他们更深入地思考，促进以社会为导向的公共讨论。
针对印度人力资本问题，Sen指出推广学校教育能扩宽年轻人的视野并减轻印度社会童工的现象。Sen强调印度应该从他国学习先进的经验，人的力量才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要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重视学校教育、边干边学、技术进步等方面。然而印度教育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对高等教育的倚重与对初等教育的忽视反映了印度社会原本的不公平。
一直以来，印度对基础教育的忽视有以下三个思想观念的原因：第一，部分激进地区相信现有教育体系是殖民时期的残留，可把它作为压迫下层阶级的工具；第二，保守的高种姓认为低种姓不应该接受教育。这种观念阻碍了低种姓人群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第三，对“圣雄”甘地“识字本身不是教育”这一观点的曲解。实际上甘地认为教育应当超越识字，他坚持学校财政自给自足，甘地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印度独立后教育政策上的某些混乱。
作为第二大人口国，印度大部分人口仍生活在教育设施不足的农村地区，而物资资本匮乏也会导致人力资本的低吸收率，因此有必要向落后地区提供教育设施。尽管普及初等教育有助于解决印度传统种姓、阶级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问题，也有利于改进社会公共政策，提供社会福利。
然而，印度基础教育覆盖率低、基础差，政府、商会等对基础教育的普遍漠视限制了一般大众享受经济进步的成果，也阻碍了印度制造业的发展。由此，基础教育的不平等转化为更深层次利用新经济机会的不平等和低效率。教育的落后和分配失灵限制了现代科技生产的整体规模。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基础教育，才能推进制造业发展，使普通大众分享工业化的成果，真正解决结构性失业和贫困问题，使社会更加公平。
